专访丨孙歌：为何西方的理论不能有效地解说亚洲的问题？

liukang202413小时前629吃瓜891

“为什么要寻觅亚洲？亚洲丢了吗？”在《寻觅亚洲》的开篇中，孙歌从这两个问题动身，她要寻觅的不是亚洲在被殖民侵犯的进程中所丢掉的东西，而是一个能够树立的论说领域。亚洲的多样性与敞开性，加上近代以来遭受的西方殖民进程，使得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这种无法被整合的多样性，怎样能够支撑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论说领域？

这需求咱们从知道论上从头进行考虑。为什么仅移用西方的前史哲学和社会理论，不能有用地解说亚洲的问题？跟着亚洲以各式各样的形状登上了前史舞台，亚洲不再是没有声音的弱势区域，那么咱们该怎样论说亚洲？亚洲可不行能有自己的原理？咱们为何要寻觅“形而下之理”？研讨亚洲关于咱们了解我国又有什么样的效果？常识分子在其间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人物？咱们怎样在杂乱性中找到不行直接仿制的考虑要害？孙歌在她的日本思想史研讨中重视到这个问题，并从和辻哲郎、竹内好、沟口雄三、陈嘉映等思想家中罗致思想养分，企图去寻觅亚洲原理。

在中心美术馆《寻觅亚洲》的新书发布会中，孙歌借“中心”这姓名提出：“中心”不在“左”和“右”之间。“中心”并不是不左不右，它首要是关于实体性地树立左、右这一思想方法的批评。这意味着对极点的固定化思想方法的打破。咱们该怎样打破这种固定化的思想方法，发明另一种知道世界的方法？本年取得第八届韩国坡州图书奖著作奖的孙歌，又是怎样在思想的“荆棘之丛”里寻觅路途的呢？

孙歌，我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讨所研讨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代表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方位》、《咱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亚洲意味着什么》、《思想史中的日本与我国》、《求错集》和《寻觅亚洲》。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讨，致力于推动东亚区域常识分子的深度对话，曾于九十年代与沟口雄三先生一同推动“中日常识分子对话”。2019年11月，孙歌凭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我国》取得第八届韩国坡州图书奖著作奖。

采写 | 徐悦东

仅仅移用西方的前史哲学和社会理论，

就能够有用解说亚洲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里也说到，我国的“东亚论说”并不是从咱们的常识土壤里天然地生长出来的，有很大的移植颜色，你觉得为何我国社会的常识土壤里会短少“亚洲知道”？这是否与某种我国中心的大国知道有关？

孙歌：这恐怕很难说是大国知道的体现。由于不论是“东亚知道”仍是“亚洲知道”，都是在近代刚开端的时分，东亚区域回应西方霸权式侵犯的一个反响。

在东北亚，最早产生“亚洲”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理念提出来的国家是日本。这是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今后，敏捷完结了近代化转型。这个转型有一个特征——日本是依照其时西欧的方法，经过对外扩张殖民敏捷获取财富和霸权来完结近代化的。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挑起了几场战役。日俄战役的成功让日本觉得，它能够代表亚洲来与西方列强进行竞赛。

因而，咱们今日谈的“亚洲主义”或许“亚洲领域”并不是一个笼统观念，而是前史构成的产品。众所周知，我国在西方法近代国家转型的进程中遭受了波折。其时的前史状况使我国遭受了更深化、耐久和广泛的内部革新进程。在这个进程傍边，我国很难天然产生这种代表亚洲和西方敌对的理念。

可是我国有没有“亚洲论说”？我国最早的“亚洲论说”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提出的，分别是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这两种“亚洲论说”有一个一同特征：它们都是针对其时日本带有西方法霸权特征的“大亚洲主义”而提出的反出题，并不是咱们土壤里天然产生“代表亚洲”的要求。

民国时期并不短少关于亚洲的谈论，可是这种“亚洲论说”很难构成思想发动的凝聚力。在1949年后，由于暗斗格式的构成，关于我国来说，“亚洲”这个领域只需在1955年万隆会议前后才是一个实在的领域。其时咱们对世界格式的知道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区别。咱们是把“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在世界格式傍边的定位。

万隆会议

直到今日，在暗斗结构崩溃、暗斗知道形状开端空泛化之后，亚洲又一次登上世界前史舞台，这一次我国开端在其间承当重要的人物。从文明的角度上看，现在“亚洲领域"实在进入我国常识界的视界，有它前史的逻辑和必定性。

相反，现在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头回到亚洲”。所以在特定的前史头绪傍边，咱们需求依据每一个前史时期的详细课题，来确认“亚洲”这个领域在咱们的思想构成进程傍边终究具有什么功用。

新京报：你觉得对现在的我国来说，这种“亚洲论说”具有什么样的实际功用？或许什么样的含义？

孙歌：首要我想谈论一下，为什么是“亚洲”而不是“我国”？“亚洲”和“我国”并不是只能二者选其一。“我国”就在“亚洲”里面，一同“亚洲”也内涵于“我国”，不过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我国在亚洲里面”意味着，我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它构成了亚洲政治地舆的组成部分，我国悠长的文明传统是亚洲文明重要的内容。可是亚洲大于我国，它还具有其他的陈旧文明，由许多主权国家组成；比起其他各洲来，地舆方位使得亚洲大部分国家与咱们的联系更直接、更亲近。在这些联系里，咱们能够相对化地看待自己。

“亚洲内涵于我国”的意思是，亚洲的宗教、民族和文明，适当一部分就内涵于我国。我国有56个民族，咱们的民族构成自身在某种含义上凝缩了亚洲的构成；可是，“我国在亚洲里面”与“亚洲内涵于我国”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含义上，研讨亚洲有助于咱们更好地了解我国，而不是说，研讨亚洲便是不供认、不重视我国。

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式敏捷改动的进程中，亚洲以各式各样的形状登上了前史舞台。这里面不只包含了我国的兴起，也包含了阿拉伯世界在世界社会中的影响、以及西亚与西方世界的抵触。这是全世界都不行逃避的根本问题：亚洲不再是没有声音的弱势区域了。在这种形势下，咱们怎样论说亚洲？这首要是一个理论问题，亚洲有没有或许具有自己的原理？仍是说仅仅移用西方的前史哲学和社会理论，就能够有用解说亚洲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怎样咱们都需求更多更有用的知道论。这不只能从头解说咱们自己，也能从头知道世界。

《寻觅亚洲》，孙歌著，一頁folio | 贵州公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冲绳公民的政治奋斗为咱们树立了世界主义的典范

新京报：有个有关中日韩联系很风趣的现象，就像网上有句老话，中日友爱靠韩国、中韩友爱靠日本，比方一些像慰安妇问题等日本侵犯殖民的遗留问题让中韩网民的情感产生连接，像韩国跟我国抢请求世界遗产，比方端午节申遗，乃至以为孔子也是韩国的，乃至筷子、樱花都是来自韩国的，中日网民在吐槽韩国人这种有着高度民族自负的民族主义时取得共同。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孙歌：在大众文明年代，这种现象十分正常。但许多现象是“一过性”的，而一切作业都是不行重复的。在面临一次性作业的时分，许多反响也都是“一过性”的。这“一过性”的反响背面，有些人有一向的逻辑，而有些人或许没有任何逻辑，仅仅凑热闹。首要咱们要对“一过性”的判别背面的深层驱动力做一些剖析。

你方才讲的这些现象，它们针对的问题都十分明晰，也十分有局限性。无论是中韩之间的友爱仍是抵触，中日之间的连带仍是仇视，都是在十分详细的问题上被激起出来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对这样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剖析。我不会把一个详细的作业扩大为国家之间的联系，这个思路是十分虚伪的。

这些作业的背面都有情感逻辑，这种逻辑不是单向的，而是多重的。咱们要重视这种多重性情感逻辑是否具有不断更新的或许性。假如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情感总是原地打转，那么这个情感主体是没有出路的。中日韩三国的年青人，会在各式各样的抵触中生长，这个生长才是值得等待和重视的。以日韩联系为例。现在日本社会开端呈现一个新动向，许多日自己致力于促进日韩民间的友爱联系。他们以为，应该把国家和国民分隔对待，日自己应该友善地对待韩国人。所以在日韩两国交恶之际，日韩民间社会却在作业旅行等各个方面开展信赖与协作的机制。

相比之下，在中日或许中韩社会之间树立深化了解要困难许多。这不只由于暗斗的余绪还在，更由于我国社会的内涵机理和前史逻辑与日、韩有很大差异，跨过这种差异需求更多的尽力。那种把三国联系当作三角联系的主意其实很皮相。

新京报：你在书里也介绍了白永瑞的有关“东亚一同体”的区域幻想。他最根本的着眼点是民间规模的区域联合，但这样在实际政治中也很简略被已有的国家系统运用，然后失掉地域联合的或许性，所以他幻想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横向联合，这种去中心化的超国境的民间联合运动，你觉得在实际政治中具有着何种能量？假如它是去中心化的，那它的向心力怎样坚持？把这个思想用执政韩问题之上，想超克朝鲜半岛分断系统的“民众宽和运动”在大国的博弈之下会不会只或许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呢？

孙歌：白永瑞有一个说法：韩国是一个“两层边际”社会，因而他期望韩国和相同具有边际特性的社会产生横向连带，这是去中心化的一个尽力。所以，他提出要和冲绳树立连带联系。这跟韩国常识分子所在的文明语境是有相关的。

咱们一般幻想的连带是一种友爱的爱情联系，可是其实还有更深化的连带。上海的王选在做细菌战的诉讼，一切官司都是在日本打的，她的支撑者也是一群日自己。日本的律师、市民或小企业家，继续地援助王选关于细菌战的诉讼。

王选

当然，王选的背面也有许多我国市民的支撑，但这不是一个官方行为，也并不是一个跟官方有意地脱脱离的行为。在这种状况下，王选的细菌战诉讼所体现出来的连带，实际上是跨国联合奋斗的一种方法，敌对的是日本的侵犯前史和日本政府中的右翼实力。这是连带中十分重要十分实在的形状。不过我并不以为民间的连带必定需求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敌对起来考虑。国家系统与社会机制之间的联系远为杂乱，绝非仅仅是单向的运用和收回联系。

白永瑞的这个说法会不会变成一个乌托邦？乌托邦一旦取得了详细的前史内容，就转化为实际判别了。一切的详细举动，假如没有乌托邦，也便是说假如没有理念，举动便是盲目的。乌托邦不能仅仅作为负面概念来运用。朝韩的联系开展很快，尤其在经济开发方面，南北之间的协作有了适当安稳的堆集。大国的博弈当然有影响，可是大国的博弈也会被反向运用。

新京报：你在书里也说到，冲绳人在长时间的民主奋斗中，有一个跨境连带的特色。这种跨过国界的民众连带是一个怎样构成的社会进程？常识分子在其间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种民众之间的越境连带在其他区域怎样才是或许的？

孙歌：冲绳人构成了政治含量很高的奋斗方法，跨境连带仅仅这种政治含量的体现之一。我想这种连带的构成与他们的奋斗方针直接相关。冲绳社会活动家逐步构成的一个根本共同是，他们尽管是为了自身的庄严和安全而反抗，但一同也是为了世界平和而战。由于对立美军基地的奋斗，直接操控美军从冲绳基地动身操控亚太区域的军事举动。他们对立美军基地，便是在援助遭到美国军事要挟的那些区域。在这个含义上，冲绳人为咱们树立了世界主义典范。

冲绳常识分子在这个跨境连带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人物。他们并不只仅进行社会发动，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罗致实际能量，为社会运动供给精力养分。比方诗人川满信一写作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私案》，提出一个很有幻想力的观念：只需供认琉球共和社会的平和理念，不论你居住在世界上任何当地、归于任何种族，都能够成为它的公民。我曾写了一篇论文谈论这篇文本，称其为“实际主义的乌托邦”。

《琉球共和社会宪法的潜能》，[日]川满信一著，庄娜译，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版

在冲绳以外的区域，民众间越境的连带首要需求的是这种有幻想力的精力能量。直观含义上的连带根本上很难持久继续，并且连带的方法不能只在实际协作这一个纬度了解。精力上的连带更为重要。

“我不以为常识分子能够直接影响实际，

可是常识出产的确能够影响人们知道实际的方法。”

新京报：你在寻觅亚洲原理建构你新的遍及性论说的时分，你以为遍及性不是居高临下的终究方针，而是一个前言，要凭借特殊性才干取得含义的考虑要害，是进入特殊性的前言，让特殊性敞开。有人说这很与哈贝马斯的往来举动理论很像，也跟哈贝马斯建构这样的知道论，并在实际中为建构他的欧洲一同体的抱负有异曲同工之妙，请问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孙歌：我不太乐意把我对“亚洲原理”的谈论直接跟哈贝马斯的往来举动理论相关起来。可是我谈论的这个问题的确和哈贝马斯重视的问题有某种相似性。只不过，我更重视亚洲的多样性自身。对我来说，作为前言的遍及性终究指向的方针并不是树立一个因彼此交流了解而成为一体的一同体。我尽力的方向是使各种特殊性得到充沛的开展。开展的结果是咱们传统思想里着重的抱负形势——“不齐之齐”。这个“齐”肯定不是一个统合起来的一同体。

哈贝马斯

我觉得亚洲之所以要有原理，而不能直接移用欧洲的原理，是由于对欧洲来说，它能树立一个统合的一同体并在内部坚持多样的或许性。这样的统合对欧洲内部的多样性并不构成损伤。但对亚洲来说，这个统合是不行能的。在不行能的状况下，咱们有没有一种原理，让不能统合的多样性之间，依然树立充沛的彼此了解？这个原理的方针并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各自以自己的方法充沛开展，而开展的结果是谁都不像谁，但谁也不会去压倒谁、排挤谁。

这样的理论跟亚洲的精力风土更契合。仅仅咱们的常识感觉倾向于既定的思想方法：假如要树立一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有必要是能够统合的。树立新的常识习气，这需求一个进程。借这个时机我想弥补一句：我一向着重，人类在用各自不同的方法重视自身的开展或许性。谈论亚洲原理并不意味着要排挤欧洲原理，需求对立的仅仅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各个变种罢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说，你期望这种新的遍及性是一种“形而下之理”，要寻觅一种亚洲原理。那这种对遍及性的新了解，怎样样才不会成为一句标语，而切实地影响实际呢？你觉得这其间需求今世的常识分子在实际中扮演什么样的人物？

孙歌：我国的思想资源便是十分丰富的“形而下之理”。只不过五四以来，咱们习气于用西方的方法，把它们笼统整合之后，变成一种能够用逻辑有用解说的理论形状。假如咱们用别的的方法在思想史中从头开掘“形而下之理”的话，将会发现十分可贵的、以经历的形状呈现的理论幻想力。

其实理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幻想力，这是最重要的。它协助人们从可视的目标中看到不行视的出题、出题间的联系和推动各个出题的途径，这是需求幻想力的，用直观的方法没有办法做理论作业。另一个部分一般是形而上的笼统论说，它指向定论或许方法。定论是幻想力开花之后结的果。笼统的理论观念是第二义的，最重要的仍是理论幻想力推动的进程。这个进程莫非不行以用形而下的方法呈现吗？为什么形而下的方法只能归结为直观经历呢？古人能供给直观经历，但一同又能开示经历背面的道理。那个道理便是理论，仅仅它需求以形而下的经历方法呈现。那么为什么不去笼统它，而是让它呈现为详细经历呢？

我最常举的比如是李卓吾，他能够用自相对立的方法来谈论问题。我在书里谈到他对两个出家人的不同点评，这个点评尽管是彼此对立的，可背面的逻辑是共同的。在这里，彼此对立的表象并非可有可无。它把问题拉到了另一个层面。假如他只给出一个笼统道理，比方说“出家人必定要把他的诚心放在第一位”。这个道理其实没有多大实际含义。

在详细情境里，李卓吾赞扬一个出家人把老母留在家里出去修行，也赞扬另一个人的老母不许他远离。咱们扫除掉了外表的差异，背面的真义就出来了，可是这个真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真义具有不同形状。实际上，咱们看《论语》、《孟子》和《庄子》，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比如：道理的杂乱性，只能经过表象的自相对立呈现出来，依托逻辑笼统论说的时分，这些杂乱性有必要放弃。所以能够说，形而下之理处理的，恰恰是形而上之理无法处理的问题。形而上之理长于经过笼统使问题归类为更明晰的领域，形而下之理能够供给对世界杂乱性的深层认知。

李卓吾

对遍及性的新了解要想不成为空泛的标语，就需求锻炼处理杂乱经历的才干。这就意味着需求在那些熟知的经历目标（或许史料）里“从头发现经历”。我不以为常识分子能够直接影响实际，可是常识出产的确能够影响人们知道实际的方法。常识分子不能依托条件反射作业，从头发现了解的经历有助于养成对实际的深化了解。

新京报：近年来右翼排外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兴起，这好像是一个全球现象。这造成了许多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别离主义运动，这好像也给完结某些跨国一同体的抱负的西方常识分子蒙上暗影，你怎样看待像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难民问题、对政治正确的争议之类的问题？

孙歌：特朗普上台标志着西方社会撕掉了民主政治的表层面纱，显露民粹主义和激烈的政治排他性，这种形势加重了许多抵触，很让人痛心；但它也是一件功德，由于本来被隐瞒的东西暴显露来了。实际上前史并没有后退，只不过本相呈现出来了。

可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仅仅依托咱们以心情敌对就能够消解掉？在需求敌对的时分当然要敌对，但敌对之后需求处理下一步的问题。下一步的问题是，人类需求幻想和实践新的开展方法。我等待着亚洲国家能够走出新的路途来。以万隆会议为标志，亚洲一向用民族主义进行自我维护，一同又有必要警觉民族主义排外和保存的一面。亚洲一向处在这样的双刃剑之下，所以，亚洲恐怕比欧美更了解民族主义的两层性。

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实际的实践，仍是思想领域的建造，我信任亚洲常识分子有更多的作业可做。常识分子期望跨过国境做思想遍及性的连带，这个理念是好的，可是只在这个层面去树立理念性的考虑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一切的常识分子都是有国籍的，咱们不行能“拔着头发脱离地球”。

当咱们拿着本国护照出国的时分，实际上跨国连带就不是咱们幻想的那样能够跨过国境、居高临下的和遍及的。世界是国境线吗？其实能够把内部自足的事物向外面敞开的时分，才有世界可言。因而西方左翼常识分子跨过国界的遍及性幻想是有价值的，可是它不执行的话，或许仅仅一句废话。

“着重文明的多元性，

并不是张扬互不相干的‘相对主义’，

而是在相关主义的思路里去了解和鉴别。”

新京报：你很垂青和辻哲郎的“风土”概念，就这样，我想起了从前咱们谈论很热的一个叫“国民性”的概念，有人就用“国民性”这个词来谈论我国国民性、日本的国民性、韩国国民性，但有些人又觉得“国民性”便是个伪概念，你怎样看待“国民性”的概念？

孙歌：“国民性”当然可所以个真概念。假如把一切问题都收纳到“国民性”里面去，然后宣告“国民性”是改动不了的，那“国民性”便是个伪概念。可是咱们假如有关于某个文明一同体的根本估量，并且在这个根本估量的前提下，衍生出更详细的有剖析能量的问题，“国民性”便是个真概念。“国民性”的概念自身并不具有剖析才干，但它有助于整理出一些根本思路。要害在于是把“国民性”当作不行变化的静态固体，仍是当作具有流动性的进程。

我重视和辻哲郎的《风土》，其实并不是重视他用风土视角解说各个民族根本文明特征的尽力。他关于风土解说很开端，并且挂一漏万，有的当地顺理成章。我重视的是他经过风土这个概念，把地舆环境和人文、社会结构等各式各样的要素结合起来，谈论文明一同体特殊性的思路。并且，在《风土》的最终一章里，他特别引用了赫尔德关于美好的解说，我觉得那一段写得十分精彩。赫尔德说，美好的感觉是风土性的，欧洲人不行以把自己的美好观强加给全世界。由于美好是感觉，每个人的感触不一样，咱们不能自己以为美好的作业，他人不觉得它是美好，就说他人落后粗野。这种相对主义的视角才是《风土》最中心的内容。

《风土》，[日]和辻哲郎著，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版

有一次，我在南京大学做讲座，有学生提问道，假如要供认多元文明，那非洲的割礼，特别是严酷地戕害少女的习俗，莫非也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很难答复。由于它跨过了一些必要的环节，直接跳到一个政治正确的结尾。我答复说，的确听说有一个非洲少女，小时分接受了这种酷刑，但她长大之后开端叛变，并到联合国控诉了那个部落的粗野和严酷。假如呈现了这样的比如，咱们支援这个少女便是对的。可是还有更多其他的状况，触及更详尽的道德问题。

咱们说这种行为是粗野的很简略，可这没有什么含义。假如真的关怀，就需求到他们的部落里去，跟他们一同日子，才有资历去判别对错。当咱们真的深化他们的部落之后，就会发现状况很杂乱，不简略下判别：少女的妈妈们不只支撑这种酷刑，少女们也都觉得自己能忍耐，期望能早点过关，过关后就在部落里有正当性了。在那样习俗里，作为外来者，怎样反响才是正确的？着重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张扬互不相干的“相对主义”，而是在相关主义的思路里去了解和鉴别。这时分，咱们需求更有张力的形而下之理。

在谈论亚洲原理时，“形而上之理”是把特殊性中包含的杂乱性过滤之后，才干整组成一个相对明晰且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论说。可是，“形而下之理”必定是牵丝攀藤、自相对立的，它保留了问题的杂乱性。咱们怎样在杂乱性里找到彼此了解、彼此敞开的前言？杂乱的单个经历怎样供给不行直接仿制的考虑要害？西方理论不行能完结这样的作业。包含哈贝马斯的往来举动理论，走到那个层面就不会再往前走了。这也正是亚洲需求出产原理的理由。

我在亚洲原理的谈论中引进风土这个概念，其实和我根本的幻想是直接相关的：亚洲领域不能仅仅简略地符号化，它有必要要一同具有前史地舆的内容。任何思想都是风土性的，这意味着咱们无法满足于线性的单一世界秩序幻想。在思想史剖析中导入实体性空间要素，能够协助咱们打破那些既定的思想方法。

“中心并不是不左不右，

它首要是关于实体性地树立左、右这一思想方法的批评。”

新京报：你在中心美术馆谈到，你要走一条不左不右的中心路途，可是我觉得其实中心路途应该是挺难走的，你会觉得很孤单吗？

孙歌：中心并不是不左不右，它首要是关于实体性地树立左、右这一思想方法的批评。讲座时我运用中心美术馆的姓名借题发挥，主要是企图解说思想史研讨怎样打破常识性认知，更精确地处理杂乱问题。我记住其时我明晰地说“中心”不在“左”和“右”之间，它在这两者的内部。换句话说，中心就意味着对极点的固定化思想方法的打破。我估量在场的年青朋友根本没有听进去，由于咱们仍是习气于以为中心便是个空间概念，觉得它与左和右相同是确认的“态度”。中心并不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它是一种知道事物的方法，我乐意说它是“形而下之理”的一种体现方法。

你说得很对，这条路的确不简略走。在知道论上打破既定的思想方法，对我个人而言也很困难。更何况我需求把它传递给他人，这就要求更深化的修炼。

孙歌

我没觉得自己孤单。说到底，考虑是一种修炼，修炼总要与孤单为伴；更何况思想史上有许多巨人在引导我，我感觉每天都在听课，在对话。一个人只需有对话和学习的愿望就不会感到孤单。我其实也从同代人不谈亚洲问题的著作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在我关于亚洲原理的谈论里，最要害的一点来自陈嘉映的启示。

尽管现在乐意和我一同推动亚洲原理谈论的人不多，可是这个主题使我有时机触摸前史上思想家的著作，取得了丰满的足够感。今日有这么多年青人关怀有关亚洲的谈论，更是一件值得快乐的作业。在此我要特别致意一頁作业室，致意范新先生。应该说这本书是咱们协作的产品。范新在本书的结构方面支付许多尽力，这中心包含了他自己关于亚洲原理的考虑。最终，我也要谢谢你的访谈，谢谢你精心预备的这些问题。

撰文 | 徐悦东

修改 | 李永博

校正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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